[机智]19岁的张馨性格豪爽，颇有男孩子的胆气，独独怕蚂蚁，从不敢坐在草地上，每到一个地方，她必须先仔细地检查有没有蚂蚁。不过，她可没有胆量检查，必须由朋友先完成这个任务。
[机智]24岁的梁雨不敢和人对视，因为“谁都能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不对劲”。他也不愿意上街，因为他觉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议论他。
[机智]34岁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后，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她的腿失去了知觉，但医院怎么都检查不出问题来。后来，一名心理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特效药”——其实是生理盐水，让她的腿重新恢复了知觉。但前不久，在对7岁的儿子发了一场大脾气后，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觉，不能动弹了。
…………
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经症，张馨患的是蚂蚁恐怖症，梁雨患的是对视恐怖症，而方菲患的是癔症。这些形形色色的、难以理解的神经症症状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苦恼，几乎每一名强迫症患者都强烈希望能消除自己这些奇特的症状。
但是，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在他的《心灵地图》一书中宣称：“（神经症的）症状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目的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探讨和改变。”
神经症在幼年时播种成熟期发作
神经症又名神经官能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冲突，并为此深感痛苦，但其戏剧性的症状常缺乏明显的现实意义，而且没有任何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基础。
患者也罢，周围人也罢，很容易关注患者富有戏剧色彩的症状。不过，按照精神分析的观念，虽然患者为神经症的症状痛苦不已，但这其实只是一个象征，问题的核心在于患者的一些创伤体验。只不过，这个创伤体验主要并不是源自此时此地的创伤事件，而是产生于幼年发生的一些创伤事件。
当时，对于严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来说，这些创伤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会遭遇心理死亡或实质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御机制，扭曲创伤事件的真相，将其变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从这一点上讲，神经症是一种保护力量，可保护幼小的孩子度过可怕的童年灾难。
同时，当时的创伤体验就会成为一个“脓包”，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藏”起来。等当事人长大后，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类似的创伤事件——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藏”在潜意识中的“脓包”就会被触动，并最终表现出相对应的神经症。
并且，奇特的是，尽管神经症一般是在五岁前就埋下了“脓包”的种子，但一般都要等到当事人足够大时——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发作。这是什么道理呢？
美国心理学家斯考特·派克认为，这是生命的一个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们无法承受，必须扭曲，以保护自己。但当神经症真正展现的那一时刻，我们其实已经长大。这就好比是，戏剧化的神经症症状是在提醒我们，喂，你长大了，有力量了，别逃了，现在是正视童年那个不能承受之痛的时候了。
创伤越早，患病越重
心理疾病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三类：神经症，如抑郁症、强迫症、社交焦虑症和广场恐怖症等；人格失调，如表演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等；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等。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五岁之前的人生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阶段，一个人的人格在这一阶段被基本定型，如果儿童在这一阶段遭遇严重创伤，他就会埋下患病的种子。如果以后的人生阶段再一次重复了类似的创伤，他就可能会爆发相应的心理疾病。
一些精神病患者到了成年才发病，但其患病基础一般可追溯到出生后九个月，他在这一阶段没有得到父母的呵护，他们的病情可以用数种方法缓和，但几乎不可能治愈。人格失调的患者被公认是婴儿期得到完善照顾，但从其九个月到两岁时未能得到很好的呵护，因此他们的病情虽然比精神疾患轻微，但仍相当严重而不易治愈。神经官能症患者则被认为是幼儿期受到妥善照顾，直到两岁之后才因故受到忽视。所以一般认为神经官能症情节最轻，也最容易治疗。
[机智]案例：大企业副总得了恐艾症
神经症的症状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至于神经症患者的人生常常变成一团迷雾。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性。
2013年11月，在某心理咨询中心，51岁的卢斌无比焦虑地对咨询师瞿玮说：“瞿医生，请你务必再帮帮我，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这是卢斌第二次到瞿医生这里寻求治疗了。上一次是三年前的夏天，瞿玮还记得卢斌来到咨询室的情形：这个个子约一米八，帅气、干净、身材匀称、彬彬有礼的中年男人刚坐下来，就以非常急迫的语气说：“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表面上怕染上艾滋病，实际上焦虑不能升职
原来，卢斌是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家庭观念极强的他一直洁身自好。然而，数月前，因为要陪外商，在一名客户的极力怂恿下，卢斌和一名小姐发生了性关系。没过多久，卢斌发现自己的生殖器部位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感染上了尖锐湿疣。经过治疗后，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不过，事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成了噩梦的开始。一次，卢斌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一段文字说“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检查，每一次结果都证实是阴性，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对他说，尽管他们不能百分百地保证，但他的尖锐湿疣转换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这一切检验结果都不能化解卢斌的担忧，他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先是不断做噩梦，接着整夜整夜失眠，最后出现了惊恐发作——恐惧到身体颤抖、出冷汗，甚至有濒临死亡的感觉。一名医生怀疑卢斌是心理因素作祟，于是建议他去看心理门诊。
“你这是恐怖症的一种。恐怖症的内容各式各样，有人怕脸红，有人怕开阔地带，有人怕闭塞空间，有人怕蜘蛛，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心理咨询师瞿玮说。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并无现实意义，患者真正担忧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
第一次治疗时，瞿玮先给卢斌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吃了一周药物后，如期而来的卢斌在咨询中找到了他的真实焦虑：担心落败换届选举。
卢斌回忆说，在恐艾症爆发前，公司启动了换届选举程序，他和另一名女副总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开始，卢斌自信爆棚，他认为自己的业务能力明显高于对手，当然应该是总经理的不二人选。但是，随着选举的进行，他逐渐发现，相对于有点清高的自己，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女副总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优势日益明显。就在这个时候，卢斌看到了“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这段文字，“恐艾症”随即爆发。
在治疗中，瞿玮帮助卢斌明白，他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是由换届选举引发的焦虑的“置换”。也就是说，对艾滋病的焦虑是一种“幻象”，只具有象征意义，对换届选举的担忧才是真实的。因为不能很好地面对换届选举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于是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游戏，把选举焦虑变成了“恐艾症”。只不过，这种游戏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卢斌自己并不明白。
卢斌接受了瞿玮的心理分析。接下来，瞿玮给卢斌开了抗焦虑药，并结合认知行为模式的心理治疗，主要是通过与瞿玮辩论，让他领悟到自己症状的荒谬性，最终彻底化解了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这前后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治疗的效果不止于此。在公司换届选举中，和预期的一样，卢斌果真败给了那位女副总。不过，卢斌现在没有了不服气的情绪。相反，他看到了女对手的优秀之处，开始由衷地欣赏她的为人处事能力和领导才能，两人的关系反而改善了很多，这一时成了公司内的美谈。
来源：武志红《为何家会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