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华源，廖心文
1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采取主动行动陆续从朝鲜撤退了军队，然而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里，继续加剧着远东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也还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战争。
但是，由于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争取全面解决朝鲜问题上的坚决斗争，由于印度支那人民抗法战争取得进一步成果，更由于世界范围内准备战争的力量同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性变化，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这两个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迅速开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初步显示出了它抵御外来侵略能力的强大。旧中国留给国际社会的软弱可欺的形象正日渐淡去，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特别是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没有它的参加，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或很好解决的。正如周恩来在1953年10月8日的一项声明中所宣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1〕
1954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外交部部长在德国的西柏林和东柏林交替举行会议，经过苏联的艰辛努力，终于达成一致协议：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除苏联、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分别参加会议讨论。
有鉴于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作为大战略家、政治家的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
不打无准备之仗，胜利从来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根据已有的外交工作经验，坚持“举轻若重”办事原则，周恩来从2月底到3月，挤出相当的时间，亲自挂帅，开始了系统而精心的准备：
——指导有关人员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情况；
——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
——约李克农等商谈和确定中国代表团成员人选等问题，要他提出初步名单，并负责组织模拟会议，对翻译进行考试选拔，然后搞模拟翻译练兵；
——主持拟定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各项文件，研究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
3月2日晚上，在毛泽东主持，有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经过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提出：
“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但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特别是美国政府却故意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并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同柏林会议在德、奥问题上一样得不到任何结果，但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2〕
接着，《初步意见》明确而坚定地指出：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3〕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人心齐，泰山移；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为了使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四个兄弟国家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支持和默契配合，3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两次同朝鲜南日外相商谈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取得一致意见。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个月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南北朝鲜组织统一委员会准备实施有关和平统一事项问题；废弃统一以前与外国签订的军事条约问题；保证实施民主、自由，在全朝鲜实施普遍选举问题；颁布宪法，成立统一政府问题。
随即，周恩来审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致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告诉其日内瓦会议的开会日期，并强调：
“目前国际形势与越南的军事现状，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不论日内瓦会议结果如何，我们均应积极参加。”“因此，希望你们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搜集有关的资料；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事实上今天的停战线，也很可能成为将来的分界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而且还要看今后战局的发展。到底这条线划在什么地方，划在哪一纬线，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人能否接受。这条线最好越往南划越好，北纬十六度的问题，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4〕
鉴于日内瓦会议对于越南今后的局势走向关系极大，这封电报还邀请胡志明及其他负责人，于“3月底或4月初来北京一谈，并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3月底，胡志明偕越南政府副总理范文同〔5〕抵达北京。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4月1日早晨五时，周恩来偕少数工作人员启程飞赴莫斯科。
随即，周恩来前往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在四国范围内进一步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根据内部分工和安排，代表团秘书长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代表团顾问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乔冠华、上海外事处处长黄华、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欧非司司长宦乡、情报司司长龚澎、军委作战部处长雷英夫、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整个代表团，由中央党政军机关45个单位的180余名工作人员组成；下设朝鲜问题组、越南问题组、综合问题组、新闻宣传组、秘书组、行政交际组和保卫组；各组组长分别为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黄华、王炳南、王倬如和李广祥。
4月20日清晨六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周恩来率领浩浩荡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肩负中国人民的重托，乘坐中苏航空公司伊尔专机，由北京取道苏联飞往日内瓦。当天晚上，夜宿新西伯利亚。
行前，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打招呼”会议。他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
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人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的，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就是双方嘛。板门店谈判也是那样。
现在，我们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又是一个大国，你总要唱一点文戏吧，文中也有武戏，但总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好几个兄弟国家，都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
“那时我们不大合拍，我们自己一个板眼，愿意高也可以，愿意低也可以。这是四个国家了，都要配合。这回是有板有眼的正规戏，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6〕
4月24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周恩来一行飞抵日内瓦宽特兰机场。
周恩来一下飞机，人们的注意力立即聚焦到这位传奇式人物身上。大批记者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抢拍照片。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的着装差不多一个样，身着中山服，外穿长大衣，头戴解放帽，队伍整齐威武，以致外国新闻媒介形容为“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亮相世界舞台。
从此，周恩来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一位中心人物。云集日内瓦的一千多位各国记者以复杂而极感兴趣的心情旁观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的周恩来，将在这世界舞台上如何表现。
日内瓦是享有“旅游者的圣地”之美称的世界花园名城，位于瑞士西南部，紧邻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的汝拉山，南倚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山上终年白雪皑皑。
这里，花团锦簇，绿树成荫。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湖山环绕，山清水秀，一年四季风光各异，各种飞禽来来往往，择林而栖，充满了诗情画意。夜晚五光十色的灯光，照得莱蒙湖畔分外妖娆，另有一番与白天迥异的感觉。
日内瓦被称作“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医院”，又有“世界会议之都”美誉。这里经常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并设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常设机构。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在这里成立，并建造了著名的“万国宫”——国联大厦。日内瓦会议的全部会议就将在国联大厦举行。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并经受复杂的多边外交斗争考验的国际会议。
周恩来走下飞机，面对久经磨炼、身手不凡的各国记者，展现出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风度。他向人们挥手致意，并沉着地在机场发表了热切期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声明：
日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于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7〕
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随即广为散发周恩来的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
这份简历是新中国在对外宣传中第一次公开的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简历。它是由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熟悉其人生经历的李克农主持起草的，而且是在没经过周恩来过目的情况下，径直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
简历有一千八百字左右，从一开始便称：
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8〕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简历，并在其中使用评价很高的词句呢？
据日内瓦会议的参加者熊向晖在他所写的《李克农同志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一文中透露：“克农同志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据我所知此前尚未用过‘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周恩来的评价。”
的确，与会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新闻媒体就是通过这个简历，才对周恩来的传奇一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代表及主要的翻译、秘书、警卫和机要人员，乘坐苏联方面准备的几辆插有五星红旗的黑色“吉斯”车，来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万花岭别墅”住地。
“万花岭别墅”是一栋乳白色的欧式三层楼房，房子不大，房间不多。别墅的四周是花园，花园里盛开着海棠花、丁香花、玉兰花和迎春花；还有郁郁葱葱的葡萄架和绿茵茵的大草坪；一棵棵樱桃树婀娜多姿，亭亭玉立；藤条顺着木架爬上屋檐，一片碧绿；枝叶茂盛并经过精心修整的各种树木，显得恬静宜人。
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拉马丁曾在此居住。由于别墅门前有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叫“花山”，人们因此也常把它叫作“花山别墅”。
2
4月26日下午三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莱蒙湖畔的万国宫──国联大厦隆重开幕。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五个大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总共十九个国家。
经过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和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会前的充分协商，会议达成一项协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会议主席由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莫洛托夫和艾登依次轮流担任；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问题时，会议主席由莫洛托夫和艾登担任。
日内瓦会议所要解决的亚洲最迫切的两个问题本来是毫无关联的，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而把它们放在同一地点来召开而已。
4月27日下午三时，日内瓦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讨论第一项议程——朝鲜问题。这是缓和远东乃至国际紧张局势的热点问题。
在发言中，朝鲜外务相南日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方案提出：
(一)“在全朝鲜居民表示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以组成朝鲜的统一政府”；
(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
(三)“有必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9〕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依仗其“金元帝国”“超强军事大国”的实力，伙同南朝鲜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采取了想方设法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立场。南朝鲜代表狂妄地提出，要按照南朝鲜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美国代表全力支持这一建议，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
显而易见，在联合国被美国操纵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实际上意味着南朝鲜吞并北朝鲜，美国将支配整个朝鲜。
4月28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这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任务。”〔10〕
接下来，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驳斥美国和南朝鲜代表的无理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三项建议。他庄重地指出：
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的、民主的选举。……
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朝鲜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心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11〕
周恩来的这席话，表达了新中国政府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合情合理，令西方十六国代表刮目相看。会场不时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声。同时，针对杜勒斯的发言，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揭露道：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即已企图组织所谓太平洋“共同安全”体系。现在，美国政府又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进一步的干涉，并借此策动组织所谓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防御集团，这些集团实际上是在追求侵略的目的，而且是为了要在亚洲建立新的殖民统治，并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认为，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该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军队应该撤退……
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12〕
周恩来在第一个回合斗争中的发言，正气磅礴，言简意赅，小试锋芒便旗开得胜。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个大国的地位发出的响亮声音。这些话，击中了杜勒斯的要害，他无法辩解，只好铁青着脸，气呼呼地呆坐在座位上；有部分西方国家的代表，觉得周恩来是带着真心诚意来解决亚洲的迫切问题的。这一点，与会者从会场内外的气氛中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耐人寻味的是：到这个时候为止，除美国和南朝鲜外，其他十四个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土耳其、泰国、哥伦比亚四个国家的代表发了言，其中泰国及土耳其代表的发言，连翻译在内，一共只有半个小时，而且他们只是重复了杜勒斯所讲过的话，毫无新东西可言。
3
关注本次会议的西方新闻媒体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把带到会场去的几十份周恩来发言稿全文一抢而空，并对他的发言给予了普遍好评。
第二天，欧洲各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把周恩来的发言刊登在第一版最重要的位置，却把杜勒斯的发言放在较次要的位置上。
《日内瓦日报》的评论指出：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民的声音。“那里的人民已经觉醒了”，“亚洲广大人民已发出了怒吼，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现象”。
5月1日，瑞士《大众人民画报》刊登了周恩来在4月28日会议上的半身照片，并配有照片说明词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具有人们对当局者所期望的东西：有毅力，像一个蒙古族领袖那样自信，并且是一个坚强的辩论者。”
同一天，西德出版的《慕尼黑画报》指出：“这位代表红色中国的……礼貌、高尚与魔鬼般聪明的‘天之骄子’，无疑是我们时代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
周恩来在28日会议上的发言，也引起了来自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记者的极大兴趣。他们普遍认为，周恩来提出的有关亚洲和平问题的主张，是完全符合他们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要求和平与安全的愿望的。
也正是在这一天，杜勒斯在内部接见美国记者时，不得不承认事实，他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们在第一个回合中失败了，英国人拆我们的台。”不能不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做得好，周恩来的讲演稿做得好”。〔13〕
中国的俗话说，“气可鼓，不可泄。”心里憋着一股苦涩滋味的杜勒斯，也懂得这一个道理。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美国记者和自己的秘书打气说：“希望你们在宣传方面赶上共产党，我希望我的秘书将来写稿子也能写得好些。”〔14〕
据与周恩来在20世纪40年代相识于重庆的苏联代表团工作人员尼·费德林回忆：
“以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则尤其令人注目”。
“他首先受到一些西方活动家的注目，他们寻求机会同他接触和会见。唯独杜勒斯宣称，他决不同周打交道。”
“可笑的是，每当杜勒斯见到会议厅里有周恩来的身影便马上绕道而走，避免同他接触。周恩来对这种孩子气或西部牧童式的乖张行为一笑置之。”
“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杜勒斯的立场南辕北辙。他们是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决斗者。大部分与会者都或明或暗地同情中国代表。在许多人眼里，杜勒斯成了傲慢与无知的专横霸主。”〔15〕
4月30日，美国官方通讯社——美联社在发自日内瓦的报道中讲道：杜勒斯是一句话也不对他(指周恩来)说的，甚至只当他不在跟前。杜勒斯曾经明白表示：除非在极为不平常的情况下，我是不跟周恩来碰面的。
接近美国官员的人士说：“国务卿和他碰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们的汽车在日内瓦街道上撞车。可是他们没有撞车。”〔16〕
杜勒斯自认倒霉，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这场大的国际会议上碰到周恩来这样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
让杜勒斯为难的是，会议日期还长着呢，今后怎么办？他苦无良策，下意识地感到：继续待下去，会更丢份子、更令他难堪的。
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5月3日，杜勒斯一甩手，就悻悻地离开日内瓦回华盛顿去了。
对此，一位合众社记者不无讽刺地说：“中国人来到欧洲，美国人回到美国。”〔17〕
话说回来，鉴于日内瓦会议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和来访人员络绎不绝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在中国代表团内成立新闻办公室，由熊向晖担任主任，加强舆论宣传。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为两项：一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二是接待包括记者在内的来访者。随后，对于如何接待好来访者，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原则意见：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18〕
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在以雄辩的事实给美国代表及其大韩民国代表、外务部长官卞荣泰等追随者以有力的驳斥后，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5月22日下午，周恩来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在南日外务相4月27日的方案第一条之内补充以下一项：
“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督。”〔19〕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6月5日，南日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希望与会各国能以朝鲜代表团4月27日的建议和中国代表团5月22日的补充建议为基础达成协议的发言。
紧接其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情真意切地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我们会议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就是对于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也只有少数的代表在原则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而不应该让大韩民国代表的建议成为我们在寻求协议的途径上的一个障碍。”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我们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我们不应该辜负各国人民的希望。”〔20〕
会上，莫洛托夫不遗余力推动会议取得新的进展。他综合会议开幕以来各国代表所提意见的共同点，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五条建议。
但是，由于美国和南朝鲜代表设置重重障碍，极力加以阻挠，本次会议未取得新成果。尽管如此，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的默契配合，以及他们立场坚定、通情达理的发言，还是给予了企图中断谈判的美国和大韩民国代表重重一击，迫使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陷于被动、尴尬之中。周恩来在会上的不凡表现，赢得了不少国家的代表和新闻舆论的好评与称赞。
6月5日后，美国副国务卿、美国代表团团长比德尔·史密斯决心使朝鲜问题会议无果而终，加快了破裂会议的步伐。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逼迫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唯美国政府旨意是从，同时在会外到处散布将在15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据艾登1959年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透露：“6月15日，会议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濒于破裂了。比德尔·史密斯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来电拿给我看，其中指示他尽一切力量，使会议尽快结束，理由是共产党人只是故意拖延时间，以符合他们自己的军事目的。”〔21〕
4
针对以上情况，为争取会议达成某种协议而作最后努力，6月14日，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团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一致认为：我方“必须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应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
和往常一样，6月15日下午三时，日内瓦会议第十五次全体会议〔22〕在旧国联大厦开会。会上，南日、周恩来、莫洛托夫相继发言，发起了又一场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强劲攻势。
南日提出《关于保证朝鲜的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
周恩来附议南日提出的六项新建议，强调：“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23〕
莫洛托夫提议与会十九国共同发表《关于朝鲜的宣言》，以此保证“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足以对维持朝鲜和平构成威胁的行动”。〔24〕
在朝、中、苏三国代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会场上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屏息倾听。三国代表所提出的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部署，引起对方营垒的一阵恐慌。会场出现短暂的奇异的沉寂。
这时正是下午四时四十分，在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比德尔·史密斯的授意下，菲律宾代表提议休息，并得到会议主席艾登的批准。
在长达四十八分钟的休息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召开了紧张的对策会议。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后，十六国统一口径，美国代表史密斯抢先发言，带头反对南日、周恩来和莫洛托夫提出的三个建议。紧随其后，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凯西、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加西亚、比利时外交部部长斯巴克、韩国外务部长官卞荣泰一个接一个发言附和。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对方代表的发言，两道浓眉下闪闪发光的一对大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他留意着每个发言人的神态和语气。
在一阵开台锣鼓之后，由泰国代表旺亲王开始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宣言》的结论，实际上就是：“由本会议进一步考虑与研究朝鲜问题是不能产生有用的结果的。”〔25〕对方企图强行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会场气氛达到白热化程度。
这时，场外的警卫部队指挥车扩音器响了：“注意!注意!马上散会了，把车开过来。”〔26〕
在会议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周恩来和南日轮番发言，揭露对方不可告人的企图。
被美、英、法等国领导人称为“令人望而生畏”的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临危不惊、沉着镇定地说：“苏联代表团为了使各国代表团意见更为接近的目的而作的建议，已被其他代表团拒绝。”但是，“在朝鲜领土上进行了三年战争的十六个国家的代表们未能对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作出反建议”。“这一个宣言并不构成促成朝鲜统一有所贡献。这一宣言也不会有助于加强朝鲜的和平发展。”“我们将依此方向而继续奋斗。我们将为了朝鲜人民，为了统一朝鲜，最后为了全世界和平继续前进。”〔27〕
周恩来看到，即使会议已经到即将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绝非铁板一块，绝不能放弃做最后争取的机会。他当机立断，以斩钉截铁的语调说：“《十六国宣言》是在断然表示要停止我们的会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遗憾。”“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28〕
为此，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机智、敏锐和智慧，一鼓作气地提出了中国代表团建议通过一个“两句话的协议”：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29〕
顿时会场泛起骚动，迅即又恢复了肃静。几乎所有代表都紧紧地盯住周恩来，他们的目光中，有惊讶、感动和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周恩来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义立场不退让，站在促成协议达成的道义制高点上，他浓眉耸动起来，大声道：
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各位代表先生，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的一个建议案都被参加本会议的联合国军方面的有关各国所拒绝，那么我们将认为这是最大的遗憾。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会判断这件事情。〔30〕
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不失分寸的一席申辩话语，在与会者心中掀起一阵波澜，又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感受：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实在令人陶醉!
顷刻之间，会场气氛发生陡然变化，泛起短暂的骚动，迅即又恢复肃静。显然，大家被周恩来铿锵有力、合情合理的和解性讲话所感动，都感到他的讲话的真诚和分量。这时，美国代表史密斯却犹如五雷轰顶，惶恐不安。
显而易见，虽然对方在本次会议上宣布了《十六国共同宣言》，但是它们营垒中的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因为，这个《十六国共同宣言》本来就是在美国的授意和高压下产生的。
5
受良知驱使的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幡然改变自己的主意，起而响应。他解释说：“我所说的是，他(指周恩来)的建议是符合于我们起草《十六国宣言》的精神的，并且也是符合于我自己的发言精神的。”“因此，我不反对周恩来先生的建议的精神。”“而我想，联合王国的代表和我的其他同事们也同意这种态度。”〔31〕
听到斯巴克的这番出自内心的自我表白，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对方营垒中的这些差异和矛盾。本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方针，他接过话题，以尊重和协商的口吻说：“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最后一个建议案和十六国的联合宣言有共同的愿望的话，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是十九国的会议。为什么不能使我们的共同愿望以协议的方式表达出来呢？如果连这一点和解精神都没有，还来开会吗？”我必须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的”。〔32〕
有尊重便有回报。这时，斯巴克也坦诚地以更加确定的简洁语言说：“为了消除任何怀疑，在这方面，我准备接受一项确认的表决，即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做的建议。”〔33〕会后，有记者纳闷地问斯巴克：你为什么会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他不改初衷地爽快回答：“周恩来的建议有道理，是可以接受的。”
面对斯巴克“胳膊肘向外拐”的发言，内外交困的史密斯又气又急，但又不便在会上发作，只好干瞪着眼看着斯巴克。
这时，韩国代表卞荣泰也坐不住了。他一边举手一边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比利时不是代表十六国方面的所有国家的，就大韩民国而论，比利时不代表我们。”〔34〕
对周恩来的建议频频点头默认的艾登，这时拿着小锤子，拉长声调，振振有词地宣布道：据我了解，我们面前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建议。如果我的了解是正确的话，比利时代表认为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所普遍接受？〔35〕
史密斯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盟友”的艾登，不来帮帮自己，反倒拉开脸面，去帮周恩来的忙，力图让会议通过他的“两句话协议”。
艾登的话音打住后，会场又一次出现“怪现象”：西方国家代表居然都装聋作哑，面面相觑，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艾登的意见。场内寂静无声的时间持续了十多分钟。
眼看周恩来的建议就要通过了，形单影只、面带窘色的史密斯只好自己站起来，招手示意反对。他干咳了一声，身不由己、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了解中国代表的决议中所提出的范围或真正目的。”“在未与我的政府商谈之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我也不准备参与方才所建议的决议。”〔36〕
说完，史密斯更陷入手足无措的窘态之中。他在众人面前已把美国政府好战的面目暴露无遗了。与会者谁曾想到呢？一心企图孤立中国的美国反倒被孤立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会议上，美国还从未陷入过如此孤立狼狈的境地。
随后，周恩来以大外交家豁达的气度、平缓有力的语气，对眼前所发生的情况做出十分得体的总结，巩固和发展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他说：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和解性的建议。我要求，我刚才所作的这一发言也作为本会议记录的一部分。〔37〕
6月15日，多么令人难忘的一天!
由于美国代表蛮横无理的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会议共历时五十一天，开了十五次全体会议、一次秘密会议。但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代表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无可非议的正义立场，并让美国代表竭尽全力地破坏朝鲜和平统一的顽固立场暴露无遗。
周恩来只能做现实条件所允许他做的事情；但在这个范围内，他尽心竭力去做了。他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征服了与会大多数代表，获得了超常的效果。
这场斗争，究竟谁赢得了胜利，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散会后，莫洛托夫疾步来到周恩来面前，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太妙了，太妙了!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鲜代表则感慨道：“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38〕使外交成为艺术。”
比周恩来年长一岁、有三十多年外交工作经验的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的杰出外交家。”
多数西方国家的代表尽管迫于压力，在会上不敢违背美国代表的意志，要追随美国代表团，但是在会后都或明或暗地同情和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对他表示歉意。他们对周恩来说：“朝鲜问题达不成协议，只要把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了，形势就变了。”
6
6月13日，在夜深人静的花山别墅，操劳二十小时以上的周恩来还没有休息，他心怀歉意，给情深意笃的妻子邓颖超写信，用以感谢她对他感情浓烈的关心。他写道：
超：你的来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
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周恩来
6月13日夜〔39〕
原来，周恩来出发前往日内瓦，没能看到几天后西花厅的海棠花开放。在海棠盛开的日子里，西花厅的女主人邓颖超，看到盛开的姣妍的海棠花，睹花思人，思念起远在万里、酷爱海棠花的周恩来。怎样才能使周恩来稍稍减轻一下工作的疲劳呢？
邓颖超摘下一枝姣美的海棠花，将它和一片同样采自西花厅的红叶，细心地粘贴在一个32开大小的硬纸壳下方，并在红叶的衬纸上方写上了代表自己心绪的诗话：“枫叶一片，寄上想念。”接着，她将衬纸对叠起来，犹如明信片一样。
最后，邓颖超在衬纸的表面上郑重地写道：“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并以“小超”作为落款。
“超”和“小超”，是多么亲切的字眼!“超”，是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昵称；而“小超”则是邓颖超自己的谦称。这样的称呼，不正是这对夫妻恩爱深情的真实写照吗？
被周恩来称为“热情和理智”的邓颖超的信，有860余字。信在开头就写道：
今天是中国青年节——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是中国青年、中国人民以及你我二人的一个多么可纪念的日子。回忆当年，回忆三十五年来所经历的过程，又是如何使人引起深长的、复杂的、亲切的心情啊!追昔抚今，我们处在人民胜利的伟大的新时代，又是使人感受到多么愉快和幸福。
……希望你珍贵这样的机会，好好向苏联同志学习。〔40〕
邓颖超在信的结尾写道：“就此打住，不写下去了。否则，你会怨我写得太长，有占你的时间吧？祝你睡眠好，身体好，工作好!”
当周恩来看到和自己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来信，看到年年与自己相伴的海棠花，还有寄托相思之情的红叶，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那分明是正在养病的“小超”的一片由衷祝愿!那分明是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的“小超”的一片厚意深情!
在日内瓦谈判的周恩来，同样惦记着国内的邓颖超。他将自己的卫士成元功与外交部史华、刘兰云两位女同志采自院中并细心压好的芍药、玫瑰和蝴蝶花，连同所写的短信，一并托信使带给邓颖超。
几天后，邓颖超手捧这封饱含浓浓深情的信，脸上荡起幸福的笑容。她感慨万千，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看到他日夜操劳的身影；她仔细端详手中来自远方的芍药、玫瑰和蝴蝶花，仿佛他就在自己身旁一道赏花……
情不断，意绵长；这情、这意，伴随了他们一生。
善领“小超”情意的周恩来，再忙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子，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时委托卫士成元功等人，给邓颖超买一块闻名于世的瑞士表，作为忠贞于爱情的信物。
周恩来嘱咐采买者：一不要太小；二不要金表；三要有夜光的；四是最好选自动的。
他想得多周到啊!表买得太小，年已五十岁的妻子眼花了会看不清时间；若买金表，花钱太多，虽然花的是按国家规定分发的外汇补贴，但国家穷，偌大一个国家外汇储备只有区区几亿美元，而国家要花外汇的地方多着呢；表有夜光，自不待说，晚上不需起身开灯就能掌握时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上年岁后好忘事，自动表免去了经常忘上发条而误事之苦。
周恩来这一举动，正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所讲的“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邓颖超一直把这块表看作是“恩来”(谐音“恩惠到来”)之物，戴了三十八个年头，直到临终。
此后，周恩来又出访六十多次，他再没用外汇为自己买过东西。
这就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演绎出来的，并经历四十多年还没有完结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关于海棠花和瑞士表的故事。不同经历的人，会从中感悟到不同的启示。
这海棠花和瑞士表，现珍藏在天津周恩来和邓颖超纪念馆中。
7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已迈出了主动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可喜步伐，但他同时也特别注意从对外文化交流入手，有意识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他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系列影片，其中有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1952年国庆》《锦绣河山》《中国杂技团》《白毛女》《翠岗红旗》《敦煌壁画》《葡萄熟了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和《孽海花》等影片。
会议召开不久，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所展示的精神风采，已为各国代表团和记者所注目。
但是，这时有的记者却别有用心地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在日内瓦是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指示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熊向晖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纪录片《1952年国庆》，用影片所展示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来回击这些记者的诽谤。
周恩来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以便让中国台湾、越南国、韩国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语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5月13日晚上，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在圣彼得广场剧院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时，能容纳250人的剧院座无虚席，还有一些人站着看。还真有不少美国记者前来观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
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同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握手，表示祝贺。有的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
事后，一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心中持有偏见的人，总是要发表诽谤性议论的。这时，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
针对这种偏见，周恩来再次指示熊向晖：“即使个别人这样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不过“这好对付，我们有梅兰芳的大戏，什么角色都有。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看”。
这部片子是由电影艺术家桑弧、徐进共同编剧和导演，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等主演的。
越剧是流行于我国江南地区的一大地方剧种，它具有清雅脱俗的气质、诗情画意的风格、优美动听的旋律，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此前，周恩来和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拍摄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1953年11月5日，他曾与邓颖超、陈毅一道前往上海电影制片厂审片。1992年初，桑弧在《追忆周恩来二三事》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3年冬，影片摄制完成，夏衍〔41〕同志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和陈毅市长来审看样片。他们看后十分高兴，对袁雪芬、范瑞娟的优秀表演以及摄制组全体的创作劳动给予很多鼓励。
周总理还详细询问了拍摄情况。他知道舞台上的《梁祝》要演三个多小时，这对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过量的负荷。因此，如何把影片的长度控制在电影通常所允许的两小时放映时间之内，而又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突出舞台的精华，这确是一个难题。
摄制组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仍不能尽如人意。
周总理沉思片刻，用商量口吻问我们，为了剧情贯串，在“楼台会”和“山伯临终”之后，能否加上一个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以衔接下面马家花轿进门，祝公还硬逼女儿上轿的场景。我们觉得总理的建议非常好，于是又补拍了“思兄”一场，增加了短短四句唱词，却把梁山伯与祝英台坚贞不渝的爱情烘托得更浓烈了。〔42〕
经过精心修改、再创作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突出了电影的表现特点，对原来大段的唱腔进行了压缩、调整，既注意充分发挥越剧艺术唱腔优美动听的特点，又巧妙结合电影视象和运动的艺术手段，运用色彩、场面调度等各种电影表现方法，加强了原剧的抒情特色。经过这样处理，受舞台条件限制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却在电影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现。
1954年初上映后，《梁山伯与祝英台》以鲜丽的色彩和富有魅力的镜头画面，结合着浪漫而动人的故事，优美而抒情的舞蹈、表演和唱腔，在国内影坛引起了轰动，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8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同志们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对有趣的情节总要发表评论。
比如，当他看到“十八相送”这一段故事时，周恩来竟高兴地发出咯咯咯的笑声。他从前排转过头来对大伙儿说：“你们看，这位祝英台小姐的口才，多像一位外交家!可惜生不逢时啊!要是现在，她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外交家!”
外国人对中国越剧片究竟感不感兴趣？作为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43〕的熊向晖疑虑重重，心中没有把握。为了让外国人看懂这部影片，他将英文影片名翻译为《梁与祝的悲剧》，并请懂得越剧的工作人员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共有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
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生活过、对欧洲文化有较多了解，并且喜欢看中国各种民族歌舞尤其是越剧的周恩来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只要给这部影片取个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别的名字，就能增强外国人观看它的兴趣。
针对熊向晖的疑虑，周恩来凝神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熊向晖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
周恩来回答：“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44〕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在16世纪末创作的一部悲剧。剧本题材源于意大利古老的民间传说。剧情反映了青年罗密欧与朱丽叶两情相爱，但因生活在两个有世仇的贵族家庭而不能结合，最后两人先后自杀。事后，两个贵族家庭大梦初醒，握手言和。
这个动人的故事，在西方国家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
为了招待各国记者，5月20日晚上，中国代表团在湖滨旅馆大厅放映《梁山伯与祝英台》。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受到众多外国记者的喜爱。放映前10分钟，能容纳200余人的旅馆大餐厅已经座无虚席，到场的有250多人。同上次放映《1952年国庆》不同，这次在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个个入戏，全都看懂了。
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的哀怨泣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美丽动情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众心中荡起无限的感伤。
当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时，只听得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和哭泣。
电灯复明，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些记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全都出席了电影放映后的鸡尾酒会。他们对于这部影片的情节、色彩、音乐以及演员的技巧等各方面，一致给予赞扬。有许多英国、法国和西德的记者称，中国电影把民间戏剧搬上银幕所体现出的中国民间艺术的优美风格和高度艺术水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电影的色彩这么绚丽。”
—— 一位比利时记者说：“简直忘了在看电影，好像我也在梁祝身边。”
—— 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兴奋地谈论着，不肯离去。
当周恩来听取熊向晖汇报得知影片放映获得巨大成功时，意味深长地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的比喻，多么打动人心的比喻啊!
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一下子就把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观众吸引住了；这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又蕴含了多么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请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亲手送给熊向晖，以庆贺演出成功，并嘱咐服务员将酒款记在自己的账上。
9
此后，根据周恩来的授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在日内瓦会议的其他场合放映了几次，场场都引起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不同身份的来宾的极大兴趣。
6月8日，周恩来宴请并招待以艾登为团长的英国政府代表团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后，艾登满意地说：“影片的色彩鲜艳，服装美丽，女主角表演优异。”他还建议中国向外国出口这部片子。
为此，周恩来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头……”
有的国家的社会名流，看了后赞许道：“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完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片子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
鉴于这部影片在西方国家记者和社会名流中引起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又将它拿到中、苏、朝、越四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联欢会上放映，并在现场配备了第一流水平的俄语介绍，特地安排方祖安和在苏联留学的一位烈士后代欧阳菲女士分别翻译男女主角的对白。
有段剧情是梁山伯到祝家求亲，发现小妹就是祝英台，他仍然像少年时相处同学关系一样，彬彬有礼、不苟言笑，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看到这里惊讶了，说：“中国的伦理道德太独特了，与欧洲根本不同——看见自己思慕的情人，竟不亲吻，不拥抱，甚至手都不握。”言谈中流露出对东方传统美德的敬意。
再看下去，莫洛托夫又诙谐地说道：“中国男女就是这样冷冰冰的，到病倒、到死都不表现自己的爱!我们的青年到了那里非犯错误不可。”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播放《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无论是这部影片的演员抑或导演都没有想到，它在刚拍出不久、被周恩来带到日内瓦后，竟然会产生这样大的外交的艺术效应。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不知使多少人梦绕魂牵、陶醉其中的越剧彩色艺术片，增进过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友谊，为推动日内瓦会议获得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荣获最佳音乐片奖。袁雪芬领奖归来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她说：“雪芬啊，向你恭喜!我们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可以说，这部影片的宣传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赢得各界广泛好评的先例。
这一年，《梁山伯与祝英台》进入港澳电影市场，并连续上映一百零七天，轰动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1955年，这部影片又荣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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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是会议第二项议程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缓和远东乃至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三成员国——越南国、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九个国家参加，由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印度支那”这个称谓，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入侵远东地区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后取的。当时，周恩来解释说：“印度支那那个名字，是法国入侵越南以后给它取的，他把三个国家统一起来，归他管，想了一个名字：西边是印度，北边是支那，合起来他(把这个地区)叫印度支那。这以前没有这样一个名字。这样，法国就统治印度支那八九十年。”〔45〕
日内瓦会议所要讨论的印度支那问题比朝鲜问题更为复杂棘手。因为涉及的国家不仅有越南，而且有老挝和柬埔寨；更有甚者，在每一个国家中还存在敌对的两个政权或武装力量。同时，不但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法国，而且有存心阻挠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的美国。和平是交战双方共同的事情，只有双方都有诚意才能达成协议。这时，持强硬冷战政策的杜勒斯预感到他将在会上处于被动孤立地位，已于5月3日悄悄离开日内瓦回国〔46〕，改由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代理团长，率领美国代表团继续参加会议。
5月7日，即在印度支那问题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传来奠边府大捷的喜讯。
这一仗，歼灭16200名法国侵略军精锐部队士兵，驻守奠边府的法军指挥官、3个主力团指挥官和空军、炮兵指挥官无一漏网，都成了俘虏或者被击毙，其中包括少将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尉官和军士1749名。同时，击落、击毁各种敌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降落伞3万多具和大量武器弹药、军用物资。
这是越南人民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过去进行的都是分散作战。
因此，国际社会大感意外，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主战的法国拉尼埃内阁在国内遭到强烈谴责，陷于孤立境地；在体面的条件下宣布印度支那停战，很快成为左右法国政治局势的呼声。
后来，毛泽东称赞：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是一个国际性的胜利”。周恩来也说：“奠边府的胜利的确是一个大胜利，而且非常的巧〔47〕。好像是布置好了的，其实并不是。”
的确，奠边府大捷彻底粉碎了法国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给法国殖民者以决定性打击，扭转了战场态势。这样，有力地配合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取得重大成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5月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日内瓦会议开始举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一次全体会议。法国代表团一反过去趾高气扬的派头，全都戴着黑纱、系着黑色领带，垂头丧气地走进会场，以此吊唁法国殖民军阵亡的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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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九次全体会议和八次限制性会议后，会议虽无明显进展但已蕴含着转机。5月27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以充满希望、积累共识的口吻强调：各国代表的发言“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各国代表目前对莫洛托夫和皮杜尔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军事停战的各项建议的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找方法加以解决”。〔48〕
接着，周恩来阐述了中国代表团对于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的系统意见，并根据印度支那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本着实现这个地区和平的真诚愿望，提出了《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
周恩来在解释六点建议的内容时，强调：“在印度支那应该不分哪一个国家，不分正规军和非正规军，都必须同时停火而没有例外。”“不能设想，当越南停火的时候，高棉和寮国却不能同时停火；也不能设想，当高棉和寮国停火的时候，越南却不能同时停火。”印度支那作战地区的分散，“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不妨碍同时停火的原则”。〔49〕
周恩来的六点建议，像和煦的春风，使陷入僵局的会议恢复了生机。此后，会外的秘密会谈和九国代表的准备会议，都是围绕周恩来的六点建议进行的。
从5月31日起，会议双方进入以划区、监察和国际保证为中心问题的实质性讨论。
好事多磨。由于主战的法国约瑟夫·拉尼埃政府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谈判在之后的半个月未能获得重大进展。
这时，法国已被持续多年的殖民主义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国内要求结束战争的呼声此起彼伏。
随着国内矛盾的尖锐化，6月12日，即在日内瓦会议第七周的周末，法国拉尼埃政府在国民议会议员们的一片谴责声中倒台，内阁集体辞职。
6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以419票的绝对优势通过授权新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孟戴斯-弗朗斯组织新政府。
上台后，孟戴斯-弗朗斯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在当天的就职声明中，要求国民议会给他的政府以足够的信任，并明确宣布：新政府“一定要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到了7月20日，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日内瓦谈判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就重新回到这里来，代表我的政府向国民议会辞职”。
孟戴斯-弗朗斯寻求和平的明确态度，无疑使会议出现更大转机有了新的可能。此后，会议进程明显加快。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善于洞察新的形势，并顺应和推动形势向前发展。在会议进程中，他同苏联和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和多数与会国家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促使会议再次取得进展，并最终达成停火协定。他积极做艾登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部长皮杜尔的工作，同时也做其他国家代表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秘密会谈中，周恩来同艾登就老挝和柬埔寨的前途问题交换意见。他对艾登郑重表示：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表现一点点和解精神”。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上，希望英国“不要像美国一样”。
接着，周恩来又坦率地说道：中国“不愿看到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来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对这种情况是不能置之不问的。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50〕，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这对法国、英国也是有利的。在政治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柬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在军事方面应承认有本地的抵抗部队，也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我们认为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艾登频频点头称是，说道：“有希望了。我们的要求也正是如此。”“英国也不希望老、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周恩来先生的态度“对促进会议有帮助”。他表白：“我是主张赶快达成协议早日停战的，法国新内阁也是希望战争快停的。”〔51〕
6月16日，周恩来以5月27日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六点建议和5月29日会议的协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六点建议。这个新的六点建议，受到大多数与会国家代表的欢迎。
17日中午，周恩来立即会见了刚从巴黎赶回呼吁继续召开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皮杜尔。皮杜尔说：既然会议因为莫洛托夫、周恩来先生的“建设性的建议而有进展，就应研究会议如何获得具体结果的可能性，不应在此时使会议结束”。
周恩来接过话茬，表示欣赏“法国使会议继续的意见”，指出“因为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使会议有成果”。
同时，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16日同艾登谈话的内容，又说明了越南16日提出的《关于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建议》的合理性，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提建议是合理的，是寻求达成双方的光荣的和平。要满足老、柬的合理要求，就必须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只要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即交战双方的主要部分同意了，便好解决了。我们愿意看到老、柬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同时又成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在柬埔寨应由就地停战双方协商政治解决。”
皮杜尔颇感高兴，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通情达理的，他再次明确表示：“不要任何人来对会议加以破坏，要使军事会议能获得好的结果。”〔52〕之后，皮杜尔也抓紧时间，积极推动会议取得新成果。
在同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凯西的谈话中，周恩来恳切地说：“我们愿意看到老、柬两国成为东南亚型国家”，“任何外国不得在老、柬建立军事基地”。“中国愿与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居，这当然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这是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但中国也把这一政策用于其他国家。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我们五年来遵循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会进行侵略的。”
凯西当即表示：“在印度支那如能获得某种安排，澳大利亚一定遵守，决不破坏。”
这样，经过周恩来煞费苦心的多方斡旋，在6月19日，会议顺利通过了《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协议》规定：
甲、双方司令部的代表将立即在日内瓦或在当地会晤；
乙、他们将就有关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各项问题进行研究，而从撤退在柬埔寨和老挝的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和外国军事人员的问题开始，并对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提的意见和建议给与应有的注意；
丙、他们将尽早向会议提出他们的结论和建议。〔53〕
这个《协议》是法国代表在综合中国的六点建议和老挝、柬埔寨两个建议的基础上，并经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代表修正后提出的。会上，除美国代表团外，所有与会国代表团都认为周恩来16日提出的建议是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
通过这个《协议》时，迫于美国政府的指令，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有意逃会，让美国代表团成员、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出席会议，并且投了反对票，美国代表团把自己再一次摆到十分孤立和尴尬境地。
至此，日内瓦会议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继5月29日达成在印度支那迅速停火的协议之后的又一个新成就。可以说，印度支那敌对双方走向和解、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已经被排除，会议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54〕。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有目共睹。
据此，瑞士《斯德哥尔摩新闻》在6月22日的报道中称：“周恩来在会议上享有不容置辩的威信。这给人们一个好的印象，即共产党中国在几年当中就变成了亚洲的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
然而，美国的报刊评论却发出一片哀叹，声称：“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为美国代表所不能理解的法、英、俄、华协议。”〔55〕
从6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全力以赴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忙碌和奔波。
6月22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周恩来会见法国代表团副代表、法国驻瑞典大使让·萧维尔，就同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
为了让孟戴斯-弗朗斯了解中国代表团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基本立场，周恩来对萧维尔说：中国代表现已介绍老挝、柬埔寨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接触。“我们希望(印度支那)三国能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支持双方能够光荣的停战，我们是推动、促成，而不是阻碍。”〔56〕
6月23日下午二时，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孟戴斯-弗朗斯会谈。他询问了法国政府关于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新方案，同时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申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条件就是为了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反对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条件。如果让美国阻挠达成协议的企图实现，受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
周恩来的以上两次谈话，高屋建瓴，言辞恳切，以情动人、以诚感人，着眼于和平，既照顾到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充分考虑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切身利益，赢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好感；周恩来坦荡的君子风度使他感动，他的眼睛也潮润了；他感受到：“精明的周恩来先生是真诚地想要和平。”这样，两人便有了共同语言。
孟戴斯-弗朗斯也以心交心，明确表示：“有些意见我们相当一样。”“我同意周恩来总理的说法，我们很希望军事代表的谈判能够迅速进入具体化阶段，并希望越盟〔57〕方面的代表也能得到明确指示。”他再次表示：“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不成，我将提出辞职!”
在同对方最重要国家——法国达成一致后，周恩来同柬埔寨和老挝也交换了意见。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一段时间开展其他工作：
首先，周恩来前往印度、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接着，周恩来把注意力暂时放到苏联、中国、越南三国内部亟待解决的问题上面，这就是要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印度支那的划区方案来，以推动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为此，他赶到广西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以及越南其他党政领导人会谈。
随后，周恩来又回到北京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三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
日内瓦—柳州—北京—莫斯科，经过周恩来两万余公里的远距离奔波和卓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三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这就是：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该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12
7月12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周恩来返抵日内瓦。
功夫不负有心人。7月20日，在祥和的气氛中，法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各自都做出必要的让步，终于获得构成停战协议基本框架的七点共识(要点)：
(一)在全境同时全部停火的原则下，越南具体执行停火日期已协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后北部七天、中部十天、南部二十天。
(二)越南军事分界线确定在十七度略南、九号公路以北。
(三)撤军日期，准备从对方地区撤退到集结区以九至十个月为期限。
(四)越南选举期限确定为两年，1955年7月由双方协商确定选举日期和方法。
(五)老挝划区问题，已同意寮国抗战部队集合区，先在十一个点集结，最后集合在老挝东北的丰沙里与桑怒两省。
(六)柬埔寨问题，采取就地停战、政治解决办法。
(七)国际监察，已确定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担任，以印度为主席。〔58〕
7月2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交战国双方代表，即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及越南志愿人员和寮国战斗单位代表谢光宝，同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代表及老挝王国部队代表戴尔特尔将军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一直坐在沙发上等待签字消息的周恩来，得到喜讯后舒了一口气，然后才进入卧室睡觉。
周恩来的辛劳工作，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丰硕成果——印度支那全境停战的实现。
这天下午三时，周恩来同与会国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怀着欢快愉悦的心情，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第八次全体会议。这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
在蓝天、白云和耀眼的阳光的映衬下，随着微风飘扬在国联大厦前的与会各国国旗，好像也是在迎接已经到来的丰硕成果似的，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会场上，当天的会议主席艾登提醒与会各国代表说：“现在对于若干文件已达成协议。经建议，本会议应注意到这些协议。”
艾登环顾与会国所有代表说：“最后，诸位先生，还有本会议注意到所有这些文件的宣言草案。我想，所有我的同事们面前都有该宣言草案的副本。我愿意请我的同事们一一表示对该宣言的意见。”
随即，法国、老挝、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英国、苏联、柬埔寨等国代表都表示了赞同意见。
这时，眼睁睁地看着会议马上就要通过宣言而无可奈何，但又顽固到底的史密斯，再也按捺不住他急切的情绪，表态要发表一个单独声明。
在艾登示意同意后，史密斯宣布：我代表我的政府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字。但是，他又虚伪地声称“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和条款”。
在美国代表不参加签字的情况下，会议仍然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接着，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老挝、柬埔寨和法国代表相继发言，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最受全体与会代表注目的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
“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七十五天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本会议曾经一再努力，使印度支那的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能获得解决。我们现在获致的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同时也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毫无疑义，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59〕
接着，周恩来强调：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巩固亚洲和平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次在会议上曾经讨论了两大问题，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它并没有从议程上去掉。现在，本会议对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不仅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而且达成了关于解决政治问题的原则协议。”“印度支那的停战再一次证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挡不了的。”从中可以看出，“如果有关国家具有和平诚意，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协商获得解决的”。〔60〕
周恩来稍停片刻，用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环视会场一周后，特别提到了对达成协议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个国家的代表。他说：这次会议中，范文同和孟戴斯-弗朗斯都表现了很好的和解精神。两位主席莫洛托夫和艾登对于推进双方为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努力也是值得称道的。
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大声说道：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61〕
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讨论，历时75天，在总共举行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和一次审查提案代表会议以后，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下午五时二十分，日内瓦会议在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共赞会议获得成功的喜庆声中胜利闭幕。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出乎人们意料。尤其令人意外的是，为会议成功起了特殊作用的竟然是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周恩来。他首战就大获全胜，接着一路乘胜前进，狠狠地挫败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得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转折点。全世界通过这次会议认识了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智慧、品德、风度和才华，赢得了广泛的敬佩。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成功地运用到国际事务中，并推动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的范例。
周恩来的从容不迫、豁达通融和杜勒斯的冷面严酷、僵硬顽固，像不朽的历史巨片中的一组镜头，永远定格在世人的脑海中。难怪人们由此而称新中国外交为“周恩来的外交”，由此而赞誉周恩来“使外交成为艺术”。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也使法国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孟戴斯-弗朗斯在法国国民中的声望为之大增。
可以说，在日内瓦同中国进行的外交较量，是美国继在朝鲜同中国进行军事较量后，又一次重大失败。
对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处的窘境，美国舆论为之哗然。《华盛顿邮报》惊呼：“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已遭到美国历史上一次丢脸的外交失败。”〔62〕
20世纪50年代后期，享有国际盛誉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书，冷静地评价道：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这也许是美国因为脱离其他两个欧洲同盟国而感到最孤立的时期”。〔63〕
13
日内瓦会议闭幕后的两天中，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酬谢那些为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作出重要贡献或特殊贡献的各国代表。
7月21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在花山别墅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匆忙前来辞行的艾登。艾登诚恳地对周恩来说：“英国极重视中、英两国已建立的联系，希望两国抱着信心维持这一联系。”[64]
中午一时，周恩来盛宴款待了孟戴斯-弗朗斯。宴会上，孟戴斯-弗朗斯虔诚而钦佩地对周恩来说：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同你的合作，“使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并为法中关系的发展开阔了道路”，“感谢你这次所给予的帮助”。
孟戴斯-弗朗斯问道：“停战协定没有按时签字，我是否应该辞职？”周恩来肯定地回答：“主要的事都已办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孟戴斯-弗朗斯微笑着说：“我在议会报告时就说，周恩来总理不要我辞职。”
道别时，孟戴斯-弗朗斯对周恩来依依不舍地说：“再见了，希望不久再见到你。”“今天中午承你邀请，非常愉快，中国菜很好吃……”〔65〕
晚八时，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在花山别墅设宴款待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并一起联欢。
难能可贵的是，7月22日，真诚希望实现印度支那持久和平的周恩来，又在花山别墅设宴隆重招待了对立的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与会代表。他们是：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范文同，军事代表谢光宝、何文楼、陈林、邓性、黄元；
越南国代表、无任所大使吴庭练(政府总理吴庭艳的弟弟)；
老挝王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萨纳尼空，军事代表、国防部部长谷·高拉冯，军事代表泡銮、富尼；
柬埔寨王国代表、外交部部长泰普潘，国王私人代表桑·萨里，军事代表、国防部部长刁隆，军事代表达普春、蒲柴、张达朗赛。
席间，周恩来频频高举斟满茅台国酒的酒杯，同所有来宾共祝：
为印度支那和平而干杯!
为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的友好关系而干杯!
为出席宴会的各位的身体健康而干杯!
席间，三国代表都盛赞周恩来为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泰普潘感言：“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努力。如果周恩来总理不促成印度支那三国代表的直接交谈，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
桑·萨里掏出心里话说：“我们到这里来，就好像到了家里。首次我们在这里会面以后，会议的气氛才开始好转，我们发言的口气也改变了，我们甚至把打好字的发言稿加以修改。”
萨纳尼空也情不自禁地说：“过去大家刮目相看，前次周恩来总理组织了宴会，才使协议能够达成。”
7月22日，胡志明为庆祝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订专门发表文告，指出：“日内瓦会议已经结束了。”“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
还有十几个小时，周恩来就要离开日内瓦这座国际旅游名城。
虽然周恩来置身于名城的美景之中，但却没有也无暇去欣赏和享受。他除了抽空参观开会所在地万国宫——国联大厦外，日内瓦的其他旅游景点一处也没去过。
据他的外事秘书陈浩回忆：
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三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不在因公外出时游山玩水，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谈起过，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始终没有顾上去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总理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其他事可暂时放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他曾说，“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周总理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像他自己常说的：“我们要像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止息，春蚕到死丝方尽嘛!”〔66〕
7月23日上午八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临行时，他在机场发表谈话：
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我深信，只要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有关各国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共同努力。〔67〕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大大超过人们的意料。尤其使人感到意外的是，为这次会议获得成功起到特殊作用的竟然是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新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以及他的同事们。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精彩亮相和在会议期间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使新中国以令人焕然一新的形象和风格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当时流行这么一句话：“日内瓦会议的中心人物是周恩来。”
通过这次会议，国际社会真正认识了周恩来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印度支那停战的实现，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越南的北半部完全获得解放，从而为越南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独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印度支那停战的实现，推迟了美国企图立即对印度支那进行直接武装干涉计划的实施，使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后来对付美国武装干涉有了更好的准备。
印度支那停战的实现，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印度支那和中国台湾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
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后，西方舆论持续发表赞誉周恩来的评论。
有的称：“已有不少人将周恩来喻为印度支那会议的挽救者，已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有的说，周恩来作为“第一流的外交艺术家成功地开辟了光荣解决问题的道路，把相互敌视的老、柬和越盟拉在一起欢宴。孟戴斯-弗朗斯的拜访，尼赫鲁的邀请给中国带来了与传统的大国无差别的地位，今天没有人能否认周恩来是外交天体中升起的一颗新星，此星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地球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美国《商业周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经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
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被称为“冷战斗士”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赞誉周恩来是“当今世界最能干的外交家”。
但是，来自各个方面的赞誉并没使周恩来飘飘然、昏昏然。三个多月后，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冷静地说道：“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不是(中国)代表团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代表团只是依据党的政策作了一些工作。”〔68〕
14
周恩来回国途中应邀顺道先后访问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凯旋——返抵北京。
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各民主党派与人民团体负责人、各兄弟民族代表和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共八百多人，在西郊机场盛情欢迎凯旋的和平使者周恩来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
天真可爱的少先队员们跑上前去，向周恩来一行献上一束束馨香扑鼻的鲜花，以表示对他们辛勤工作的崇高敬意。
回国后，中国代表团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书面报告中总结了四点收获：
第一，“扩大了我方为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的影响，促进了国际形势的某些缓和，使我方取得了道义上与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第二，“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在亚洲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声援与鼓舞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利用并加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使美帝更加孤立，遭到政治上、外交上的重大失败，打击了美帝的战争政策和它建立东南亚集团甚至建立欧洲军的计划，加强了国际争取和平的力量。”
第三，“确立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五大国之一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扩大了新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影响，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信，给新中国开辟了在国际事务中更为广大的活动阵地，使之在今后能起更大的作用。此外，还使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某些改进。”
第四，“使我们取得国际活动的一些经验。”〔69〕
的确，在日内瓦会议后，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已成为平坦大道。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接踵而至：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来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率领波兰政府代表团来了；
——印度政府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来了；
——缅甸政府总理吴努来了；
——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理查德·艾德礼率领英国工党代表团来了；
——日本的有识之士组成各种访华团也接连不断地来中国访问，积极地同中国开展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
亚非人民自己的历史盛会——亚非会议，这时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灿烂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关系，展现在新中国人民面前。
注释：
〔1〕《共和国日记(1952)》，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533页。
〔2〕〔3〕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1954年初。参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5页。
〔4〕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致胡志明主席的电报，1954年3月。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8、349页。
〔5〕1954年4月30日，范文同又兼任越南外交部代理部长。
〔6〕李越然：《思念敬爱的周总理》，《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8〕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3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7页。
〔13〕 〔14〕 陈浩记录的日内瓦会议《花絮一丛》。陈浩，当时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
〔15〕《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6〕美联社记者评周恩来外长，美联社日内瓦5月30日电。
〔17〕陈浩记录的日内瓦会议《花絮一丛》。
〔18〕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6、37页。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7—41页。
〔21〕《艾登回忆录》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页。
〔22〕这是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5〕〔26〕观察者：《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人民日报》1954年6月19日。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4页。
〔28〕〔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30〕〔31〕〔32〕〔3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35〕《人民日报》1954年6月17日。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38〕这是针对周恩来讲的。
〔39〕《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40〕《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
〔41〕夏衍，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42〕陈荒煤、陈播主编：《周恩来和艺术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4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44〕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45〕支那，这是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在著述中对中国的称呼。近代日本也曾篾称中国为支那。
〔46〕杜勒斯到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时一直未返回参加会议。
〔47〕指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结束，正好发生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前一天。
〔4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50〕指主张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国与国友好相处，反对美国在东南亚建立军事基地这种类型的国家。
〔51〕周恩来关于访艾登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17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527页。
〔52〕周恩来关于同皮杜尔的谈话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18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29、530页。
〔53〕《人民日报》1954年6月21日。
〔54〕[英]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55〕[英]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56〕 周恩来同萧维尔的谈话记录，1954年6月22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79页。
〔57〕指越南民主共和国。
〔58〕周恩来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20日。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91、392页。
〔59〕《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77、78页。
〔60〕〔6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5—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78、79页。
〔62〕新华社记者日内瓦通讯：《“看我公樽俎折强权”——忆周总理在日内瓦》，《人民日报》1978年3月10日。
〔63〕[英]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64〕周恩来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22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页。
〔65〕周恩来同法国、柬埔寨等国外交部部长非正式接触时的谈话纪要，1954年7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的电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2页。
〔66〕陈浩《一片公心，永鉴青史》，《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533页。
〔67〕《人民日报》1954年7月24日。
〔68〕《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页。
〔69〕《李克农纪念文集》，未刊稿。
(摘自：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北京第一版)
